1961年年底，长篇小说《红岩》一经问世，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。
书中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故事情节细腻且曲折动人，读者在阅读时常常情不自禁地代入其中，感同身受。
这部作品描绘了新中国革命战士们在国民党残酷迫害下，依然坚定不移地进行解放斗争的动人故事。书中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：
主人公江姐被敌人捕获后，坚决不透露任何关于解放军的秘密。敌人对她的顽强抵抗束手无策，决定施以酷刑折磨。
在一个名叫“严醉”的人的建议下，敌人用十根锋利的竹签狠狠钉进了江姐的指甲缝里！
然而，这种令人锥心的剧痛不仅未能让江姐屈服，反而她坚毅地回应道：“竹签是竹子做的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！”
江姐宁死不屈的坚强意志让敌人无计可施，只能残忍地将她处死。因此，书中的“严醉”成为了人们痛恨的对象。现实中，“严醉”的原型是沈醉。
展开剩余91%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和改造后，沈醉已深刻悔过，每每回忆往事都感慨万千。
1980年冬天，在香港一间简朴的小旅馆门前，一辆出租车刚停稳，便有两名服务员热情地跑来，帮忙拉开车门，站在一旁等待乘客给小费。
车上下来的一老一少两人起初还没反应过来，老人微笑着和服务员握手说：“辛苦了，谢谢你们。”
服务员眨了眨眼，没有说话，见两人静静地站着不动，也不说话，老人突然像想起什么，掏出几张港币递给了他们作为小费。
这才换来了两名服务员灿烂的笑容和一句“谢谢”。
正在老人长舒一口气时，旁边年轻的女士笑道：“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吧？只有给钱了，他们才会道谢。”
由此可见，这对父女并非土生土长的香港人，而是来自大陆的旅客。
这就是66岁的沈醉和他的小女儿沈美娟，远渡重洋来到香港探亲时发生的温馨一幕。
沈醉生于1914年，儿时立志报国，但投奔亲人时误入歧途，成了军统局的一员。
孩提时代的他辨别是非能力有限，受到周围人有意拉拢与蒙骗，逐渐偏离了初心，最终沦为祸害一方的特务头目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沈醉在功德林接受共产党的改造和思想教育。
在如春风般温暖的教化下，他痛改前非，从令人闻风丧胆的特务头子转变为揭露国民党罪行的作家。
这次香港探亲正是他凭借改造表现争取来的机会。
第二天，沈醉的小女儿给母亲粟燕萍打电话，母女俩都急切想见面。
不久，粟燕萍和她的丈夫来接女儿，但沈醉本人并未出现。
他事先和女儿约定，不直接告知母亲自己来了，先让女儿探探口风，若母亲愿意见面，他再现身；若不愿，则不勉强，直接返回北京。
女儿“执行任务”期间，沈醉则与当年迁港的老友们会面。
久别重逢，大家话题不断。
不少朋友邀请他在香港长住，但沈醉坚持办完事就回北京，因为他心中认定那里才是自己的家。
一次，他的老友提议让沈醉见见自己孙女，沈醉欣然同意。
没想到，小女孩见到沈醉后怔怔地盯着他，陷入沉思。众人不解时，小女孩突然哭了起来，躲在爷爷身后。
在安抚中，小女孩半探出头，怯生生问：“你就是严醉吗？为什么用竹签刺江姐？”
这话让沈醉和周围老友皆无言以对。沈醉缓缓问她是否想听当年的真相，见小女孩点头，他便陷入回忆。
沈醉解释，江姐并未被竹签钉手。
当年，江姐被捕后，无论怎样审讯都不透露半点消息。
同事徐远举想出一个恶毒的主意，要剥光江姐衣服，以此羞辱她。
江姐毫不畏惧，义正言辞地说：“你们的母亲姐妹都是女人，你们这样的罪恶行为，终将被天下女性惩罚！”
江姐的正气让沈醉心生惭愧，他踢了徐远举一脚，暗示他另想办法。
于是，徐远举便用影视中常见的拶指刑——用绳子收紧夹住手指的小木棍，施以残酷折磨。
这种酷刑让人感受到骨头被碾压的疼痛，却又不至于断指，漫长的折磨令人难以忍受。
即便如此，江姐依旧坚强不屈，用钢铁般的意志维护共产主义事业，也在沈醉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文学创作为凸显江姐英雄形象，加强革命斗争的艰难，艺术化地将这段拶指刑改编为“扎竹签”的情节。
沈醉感慨万千：“江姐真让我汗颜，我过去确实罪恶累累，现在一定不能辜负党和国家的信任！”
虽然江姐被扎竹签的故事是艺术加工，但沈醉对其他共产党员和无辜百姓的伤害是真实的。
那时，为完成军统任务，他曾跟踪、恐吓许多共产党员。
此外，为了确保中美合作项目按期完工，他还监督强拆一座煤矿及其周边民房，许多人无家可归，甚至有人死于凄风苦雨之中。
煤矿老板心血付之东流，没有军统补偿，选择上吊自杀。
沈醉虽怜悯这些受害者，内心也曾挣扎，但因沉迷于名利场，常以“身不由己”自我安慰。
沈醉曾有两段刻骨铭心的感情。
他的初恋白云，是厦门大学学生，受创办人陈嘉庚影响，胸怀报国之志。
白云和沈醉的信念截然不同。
军统头目戴笠察觉白云所在编辑部偏向共产党，暗中不看好二人。
他没有直接劝退，而是在沈醉试图说服白云时，建议先让她婚后安心做太太，不再与编辑部接触。
白云拒绝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她越发认识到沈醉信仰与自己南辕北辙。
沈醉更像个资本家，无法理解工人辛劳及为共产主义奋斗者的伟大。
两人思想分歧导致痛苦分手。
后来，沈醉在临澧特训班工作时认识了粟燕萍。
她来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，性格坚毅活泼，总是面带微笑。
沈醉被她善良打动，不像白云有坚定信仰，很快产生感情。
粟燕萍比沈醉小六岁，未受系统教育，在沈醉温柔攻势下很快倾心。
因不喜欢干行动队工作，粟燕萍被调到通讯组，三个月后通讯组因火灾解散，她便投奔沈醉。
两人在常德举行婚礼，粟燕萍当时不到19岁，只想做个家庭主妇。
她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，为沈醉生了六个孩子，直到生出男孩才停。
解放前夕，为避免牵连家人，沈醉将粟燕萍和孩子送到香港。
当时台湾故意谣传沈醉等人已被处决，消息不明的粟燕萍伤心改嫁。
多年后，两岸开放探亲，沈醉在女儿鼓励下申请赴港，才有前述经历。
三天忐忑等待后，女儿带来好消息：“母亲和叔叔都想见您。”
重逢时，大家泪流满面，粟燕萍愧疚地说自己以为他已被处决才改嫁。
沈醉宽容理解，没有责怪，粟燕萍高兴地请求成为朋友。
沈醉笑着说：“什么朋友，你们是我的妹妹和妹夫。”此后众人释怀。
回忆这些岁月，沈醉感慨良多。
戴笠死后，作为军统头目的沈醉难逃制裁。
初入功德林时，他固执认为改造只是走形式，自己活不到出狱那天，对安排的活动极度抵触。
但时间长了，他发现没有遭到想象中的虐待，生活反而井然有序。
功德林管理严谨，尊重战犯人权，工作人员耐心细致。
春节时，监狱组织他们排练节目，甚至资助他们观看戏曲表演。
有次组织参观成渝铁路，国民党未能修好的铁路线，这次看到的是地道成都话的工作人员，让沈醉震惊。
他意识到共产党做事不同于国民党，不只是“面子工程”，深受触动，开始认真接受教育。
曾以为只是政治立场不同，做的事无伤大雅，现在明白共产党真正为人民谋福祉，国民党只是资本家的工具。
这让他深感羞愧。
1959年底，沈醉获特赦出狱。
因曾是特务头目，百姓仍有些畏惧。
他决心用行动证明改过自新，积极参与思想宣传，自愿为党服务。
文笔优良的他撰写了《我所知道的戴笠》、《保密局内幕》、《杨虎将军被害经过》等纪实文学。
作品揭露军统残暴，讲述自己亲历的事实，形成国民党腐败与共产党廉洁的鲜明对比。
不知此刻沈醉是否忆起了江姐。
谈及此事，他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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